1988年，捷克裔思想家 弗鲁塞尔（Vilém Flusser）从城市中密如蛛网的电话、电视线缆中看到了技术媒介对城市的改变。西方古典的城市形象——住所（私人空间）、广场（政治空间）和寺庙（信仰和理论的空间）之间的区隔消失了，汽车和电缆这样的技术产品，在不同性质的空间彼此贯通、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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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鲁塞尔的视野中，计算机设备的普及（在当时以法国的 Minitel为代表）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城市境况的上述变化举足轻重。在他看来，这将改变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大众媒介中单一向度的“传播”，转而引发双向互通而负责任的人际关系。弗鲁塞尔预言称，这些技术将创造出新的“主体间的关系领域”，从中诞生不同于以往的“个体”与主体性。因此，即便人类的日常工作有朝一日被机器取代，弗鲁塞尔还是坚信，机器“将把我们从工作的必要性和所有可机械化的思维过程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我们最终能够变得有创造力”。

正如弗鲁塞尔所预料，计算机技术正将人们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算法”加持下，当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的确给人们创造了日益便捷的传播渠道：随手录制的视频都可能通过自动推荐传播到天涯海角；在手机上随手点按几个图标，人们可以方便地将照片转换为具有油画质感的图像。但是，这样的“轻松”，距离真正的“创造”或许相去甚远。相反，同样的技术正将人们原本复杂的社会性存在化约到单一化框架下，将人们推入“信息茧房”与偏见的困扰之中，由此产生种种社会问题。

当人们试图追究这些问题的根源时，有两种关于“算法”的观点占据了主导。一种观点坚持“算法”是中立的，它们只是一些数学上的原理，并不能对其用途提供任何价值上的保证，至于具体使用与设计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算法”是自主的，出现不尽人意的境况是由于其自动运行所致，人们无法对其结果做出保证。

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算法是由谁设计、由谁实现时，恐怕只能失望发现，即便算法的设计者也同样难逃现实中某种“算法”的规约：能够 “扎堆逃离大厂” 或已属幸运，更多人则是被动“逃离”；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智力劳动，然而，一旦商业模式和环境发生变化，又首当其冲地被更年轻、要求更低的新生力量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