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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昕宁 如果随意在深圳街头找一个年轻人问，你因什么而知道蛇口？得到的答案大概是：经常去那边玩儿/喝酒，哦对，还有只股票叫招商蛇口(001979,股吧)吧？

今天的蛇口早已褪去当年工业区色彩，成为本地人和外来游客休闲放松的去处。来到蛇口，人们可以去海上世界看喷泉表演、和朋友在具有异国风情的餐吧里小酌畅谈、去文化艺术中心吹吹海风看展览、在蛇口老街寻觅老店美食、到四海公园野餐放风筝，不大的地方有许多“网红打卡点”。

而对于这个美丽又现代化的港口的历史渊源，新一代年轻人大多不甚了解，袁庚这个名字在80后、90后中似乎也已少有人知。

1979年前，蛇口曾是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公社，作为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在1979年3月创办，创办时间早于深圳特区的设立，故蛇口也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伴随改革开放浪潮长大，年轻人听到“改革”、“创新”可能觉得稀松平常，但在42年前，“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正在呼之欲出的历史当口，而其蓄势喷发、席卷全国则从蛇口而始。

从“逃”到“建”

1979年的蛇口还是一个小渔村，村民以打渔、养蚝为生。蛇口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与香港新界元朗隔海相望。南头半岛形似出洞的蛇头，东侧山嘴则像张开的蛇口，蛇口因此得名。

那时蛇口的原住民不多，不过3000人上下，老街稀稀落落，周围几个村也少有青壮年。回忆起第一次去蛇口的景象，原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梁宪是这样描述的，“有人告诉我，十四五岁到四十岁上下的青壮年都偷渡的差不多了。当我1979年秋第一次踏入水湾村，目睹到颓垣败瓦、杂草丛生、一片寂寥凄落的境况，不禁有‘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之叹。”

这样的景象同样出现在周围的村子里。原因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逃港潮，许多内地人从广东沿海通过泅渡、坐船等方式逃往香港。根据《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所述，深圳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在采访过程中，他得知逃港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和饥荒。

1979年出现的“逃港高潮”比之前几次更为猛烈，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在动员学习、明令禁止、抓捕和遣返逃港人员等措施下，逃港反而愈演愈烈。中央意识到，仅靠严防死守无法遏制偷渡，只有将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一时期，在一水之隔的对岸，1978年6月，袁庚受时任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在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同年10月，时年61岁的袁庚以副董事长的身份到招商局全面主持工作。

根据招商局历史博物馆资料，袁庚在1978年10月曾向中央上报《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文中提出招商局的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五年至八年把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

当时的招商局已经颓势尽显。为了重振招商局，袁庚认为必须扩大船舶修造业务、增加中流作业能量。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找不到这样一块合适的地皮。

出生于宝安县的袁庚将目光放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回到宝安县考察后，望着对岸的灯火通明，袁庚被家乡和香港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撼。经过考察调研，招商局领导层最终选定蛇口为工业区建设地点。

1978年11月下旬，袁庚在香港向叶飞汇报了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得到了叶飞的认同。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1月下旬，上述报告得到了回复，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要召见彭德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和袁庚。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接见了彭德清、袁庚并听取了汇报。袁庚提出，希望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

据招商档案馆资料记载，当时袁庚汇报说，“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价值就大大提高了。”先念同志说：“好，我批！”于是先念同志批示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1984年3月28日，袁庚受邀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他回忆道，“1979年1月30日，我们向先念、谷牧同志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先念、谷牧同志听了很感兴趣，要把整个蛇口半岛都划给我们。当时由于思想不够解放，只要了现在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可见，袁庚要来蛇口办工业区振兴招商局的想法，与中央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彻底遏制逃港以及改变逃港背后反映出的人民生活困苦现状的愿望，是不谋而合的。顺应历史潮流，蛇口工业区经中央批准后，改革开放自此拉开序幕。

改革开放全速前进

随着一声炮响，蛇口工业区于1979年7月正式动工。这一炮被称为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是为实现蛇口工业区总体规划中“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车、通航、通电讯和平整土地）而开启的炸山填海工程。

蛇口是一个未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的工业区，由招商局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李先念当时对袁庚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买船、建港，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但国家也给了蛇口相对自主的权利，使得工业区在后来的发展道路上能不断冲破旧的藩篱和制度。

蛇口工业区创建初期，决策层提出“三个为主”和“五不引进”的方针，即“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和拒绝引进“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挤出出口配额”等项目。

为什么会有这“三个为主”？袁庚认为工业为主实际上是一个形成产业基础的问题，而外资企业为主则是为什么要办特区的问题，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一个开拓国际市场，争取外汇的问题。

袁庚说，“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第三产业的基础是第一、第二产业。只有坚持搞工业，我们才能逐步奠定社会的百年基业。办特区是为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弥补国内的不足。最后，如果特区的产品不以外销为主，和原装进口就大同小异了，仍然要消耗国家外汇。”

在实行特殊政策和各项改革后，1979年7月至1984年，蛇口先后引进外资、港资20多亿元，兴办合资或独资工商企业达90多项，包括广东浮法玻璃公司、华美钢厂、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制造公司（中集集团(000039,股吧)前身）、南海酒店等等。

在建设工业基础、招商引资这样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袁庚还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一次采访中，袁庚表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进行的探索主要有两项：一是民主选举干部，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舆论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

在中央的充分支持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蛇口精神引领下，“大锅饭”、“铁椅子”等旧制度被逐一打破，提倡民主选举、舆论监督，推动改革开放浪潮滚滚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说，“40年春风化雨，40年春华秋实。当年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蛇口精神永流传

当年，除了蛇口工业区，招商局还在蛇口先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600036,股吧)、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平安保险公司等著名企业。

在此之后，华为、万科、腾讯、比亚迪(002594,股吧)、顺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深圳发轫、成长、壮大。通过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蛇口基因、蛇口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

1992年，袁庚退休。1992年，蛇口被归入深圳市南山区，此后在行政区划上不复存在。90年代末，许多企业搬离蛇口。2004年，蛇口开发区撤区。如今，蛇口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位从小在蛇口长大，在蛇口呆了二十多年的蛇口人海心告诉记者，现在其实早已不是蛇口风头最盛的时候。“可能因为其它城市和地区也越来越好，蛇口没有那么特别了。”她说，“记得小时候（90年代）我对蛇口的最大的印象就是这里很‘洋气’，什么都有。深圳第一家沃尔玛、百佳进口超市（首家登陆内地的外资零售商）都在蛇口。”

海心说，自己的父亲是被调配到蛇口来工作的，当时爷爷对此并不太满意，认为蛇口太偏远，条件不好，也不知道以后能建得怎么样。“当然那只是最开始时，后来在蛇口还挺好的。年轻人都很有激情、很勤奋。”

“印象中我妈妈是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送我去上学，然后买菜，回到家备好菜再去上班。晚上五点多下班后接我回家。”海心的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周一到周五在单位工作，他们在工作之余还开了一家小店，卖一些文具、杂货类的商品，一到周末就得去进货。“回想起来他们真的很忙，但又特别能执行，我不记得我妈什么时候说过辛苦之类的话，但她会欣赏自己做事很有效率。”

对于自己，海心说，“蛇口的精神或多或少都会对我的观念有影响，比如勇于开拓、有时间观念、做事情比较有效率，而且现在不仅是蛇口，整个深圳也都是这种状态。”她打趣自己没有多大成就，这些习惯更多反映在生活细节中。

在她的回忆中，蛇口是承载童年欢乐记忆的天堂。“小时候经常去海上世界玩儿，那里外国人很多，说着外语。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海上世界周围是长长的沙滩，摆着有沙滩椅，我们小朋友在那铲沙子玩，就很有夏威夷的感觉。每年中秋节都会去四海公园烧烤、折小船放到河里，特别浪漫。”

完成历史使命的蛇口融入深圳之中，而整个城市又站在了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而团结奋进。

在南山区蛇口街道2020年总结及2021年工作思路中，未来蛇口将着力打造两个亮点，即“蛇口国际海洋城”和“国际化街区建设”。具体措施包括落实深圳歌剧院、蛇口山公园等项目土地整备和建设规划，通过旧改和棚改换取城市发展空间，创建国际化示范小区等等，向世界讲好中国和深圳故事。

1998年，袁庚在回首蛇口改革2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1878年，爱迪生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